总规划层面的具体内容由议会决定。议会同意总规方案后，以法律形式呈现。控规层面由地区的政府或部门决定，再以法规形式出现在之后的建筑工作中。在这些法律和法规的控制下，才有可能进行城市建设。

　　功能分区图定下来后，会进行一系列与市民的互动以及意见采纳。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向市民公布所有规划信息；第二步是，在规划局里将所有相关图纸向市民开放，对此有问题的市民都可以到规划局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和问询；最后一步是集会和公投。在公投的基础上，规划局将市民的意见有选择地采纳并记录在案，再进行最后的控规和修改。这些进程顺利的话一般需要大概一年。之后，在控规这个层面，就开始各专业的细化。如交通、噪音、能源，还有功能上的分析，包括绿化、空间等所有协调工作。

　　在复杂的技术层面之下，最重要的是对城市、对城市空间的理解，这才是全局的把控。了解柏林的历史，才能更了解为何柏林的街区会是现在这样。

　　历史与产业

　　我今天讲的柏林的历史，是从二战后开始。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柏林墙把柏林分为东西两边。布兰登堡门孤零零伫立在一大片空地上，前面是柏林墙。这和现在的图景截然不同。德国统一后，这片区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柏林墙倒塌是在1989年。

　　柏林市的大区面积有891平方公里，大概有340万人口，有188万居住单元。相对中国的城市，柏林市人口增长速度非常慢。预计到2030年，柏林市人口会增加到375万。340万人口中，大约42%是单身，他们占据了大概110万的单身住宅。这样的人口结构也影响到柏林的规划，包括市政设施、公共设施（如学校、幼儿园）等。

　　战前柏林实际是德国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的中心。战前正值柏林的工业革命时期，当时柏林人口急剧增长，从87万人增长到430万人，跟中国城市现在的情况比较类似。430万人也是柏林城市人口历史上的最高峰。

　　工业革命后，柏林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分裂。工业离开了柏林，迁移到了德国南部。波恩在分裂时期是联邦德国的首都。金融业则迁到了法兰克福。战后，工业和金融业未再迁回。于是柏林选择注重发展自己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包括创意产业和科教研究。柏林现在已成为欧洲新的旅游中心，2013年接待了2700万游客，带动柏林近来修建酒店和建筑的风潮。在旅游业方面，柏林市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柏林市有大量的文化设施、博物馆、艺术馆、歌剧院、图书馆等，也有大量文化艺术活动。

　　创意产业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柏林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工业迁走后，留下大量废弃厂房。这些厂房对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租金低廉而且空间很大，对组建工作室来说非常合适，年轻人也喜欢废弃厂房这种带点破败和冷酷的美感。现在柏林大概有2300个这种小型的创意工厂和单元，有16.5万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的产值占城市总产值的21%。柏林创意产业的核心是电影工业和音乐。柏林也是欧洲前卫时尚的中心。时尚产业在柏林设计和推广，但不会在柏林制造，而是会在更远的地方，譬如亚洲。教育和科研产业方面，现在柏林大概有16万学生，2.5万教师及相关从业人员，总数超过了传统工业的从业人员（93000人）。新的产业结构也给我们的规划工作带来了挑战。

　　意识形态与建筑

　　接下来，我们谈谈德国分裂期间留下的意识形态给城市规划带来的痕迹。作为展示德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窗口，西柏林进行了大量文化设施的修建。当时，两个政治形态都将文化设施作为向对方宣传自己制度优越的标志，这就造成在柏林同类型的所有文化设施都是双份的。可以说，在分裂时期，城市并不是按照城市规划从业者或建筑师的意愿来设计和修建的，更多的是服从于意识形态对城市形象的要求。

　　柏林墙倒塌后，规划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断裂的东西柏林的城市景观合在一起。首先要做的，是城市公共设施的联系和沟通。西柏林以汽车城市为主，以当时的洛杉矶为榜样形成了当时的城市交通系统。而东柏林则保留了以前古老的轨道电车系统。现在城市主要交通都已重新联系起来，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公共设施也都有了联系，但在东柏林还能看到古老的轨道交通，在西柏林还能看到很多内城高速公路系统。

　　合并之后，新的政体也需要新的标志性建筑。德国重新将首都迁回柏林后，德国议会大楼的修建就开始了。议会大楼是柏林政治体制的象征。议会大楼的建造进行了国际竞标，采用了福斯特的设计，但在福斯特当时的竞标方案里，并没有现在的玻璃穹顶。最早议会大楼的建筑有一个穹顶，作为柏林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为达到和过去建筑形象的融合，当时出现了很多声音，希望福斯特先生修改自己的设计，将穹顶再现。最后，福斯特先生给出了一套非常令人满意的设计作品，他设计的玻璃穹顶使人们能直接走到顶上俯瞰议会大楼，相较以前的穹顶有了更多政治寓意，能让人体会到德国政治制度的开放和透明。

　　对普通的民众来说，这种民族意识形态对立留下来的、在我们眼中可能并不完美的城市形态，反而有别具一格的吸引力。在德国分裂时期，城市又有了新的个性。合并后，如何再去挖掘这个城市的特色呢？“批判性重建”是我们给出的药方。就是说，找回柏林在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市道路网格系统和城市空间格局、空间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并非单纯地、复古地修建一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以新的建筑来重新占满和实现这种街道格局和街道比例。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我们要向未来看，所以针对这种批判性重建，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年轻一代的建筑师都特别希望去创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新城市图景，因而我马上就被冠上“保守、守旧”的罪名。直至今日，这样的争论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建筑界。到底什么才是面向未来？什么才是这个城市需要的？建筑师们对这些一直争论不休。争论不仅针对新建筑，也针对旧建筑，特别是某些留有很重意识形态痕迹的建筑。譬如过去纳粹的帝国中央银行。当时就这一建筑的争议非常多，因为它毕竟代表了一种纳粹美学，也反映出当时纳粹的意识形态。所以很多人希望能推倒这座建筑，以显示对这段历史的拒绝。但在经历诸多争议后，市政府和规划局还是决定保留这栋建筑，并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工作方式融入其中。建筑本身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现在它成为了德国的外交部大楼。

　　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看看具体案例。譬如，在城市中心对火车总站的修建。欧洲传统的火车站建筑是驶入式的火车站，但柏林的火车总站是对之前东西柏林火车站连接而重新建造的一个火车总站，所以采取了横穿式的火车站形制。火车总站分为三层，所有远程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都可以在这个火车站交汇。这个工程也是通过国际竞标的方式，由当时来自汉堡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负责，现在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

　　我们在城市规划中也面临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在1940年，整个柏林的市中心被划分得非常细，由很多小的地块组成。在冷战时期（民主德国时期），东柏林所有土地被收归国有，以前那种细化的、小的地块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的、粗放型的地块分割。德国统一后，所有之前被分割收归国有的地块，都要返还到最早的土地所有人手中。但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现在整个东柏林的城市中心区域还在进行地块所有权的恢复工作。相比战前，很多地块还是比较大，因为很多地块都已没法找到从前的主人。有很多开发商加入其中，购买一些已经无主的地块，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修建，这些重建的计划与土地重新私有化的工作同时进行。

　　规划局还没有介入时，各方就在设想和争论柏林将来是什么样。在波茨坦广场的国际竞标中，也有各种思潮和流派。最后中标的是个相对更谨慎的方案：来自慕尼黑的建筑师Heinz Hilmer和 Christoph Sattler的方案。它更尊重原来欧洲城市的格局和比例关系，在这一前提下，构筑城市街道和建筑的位置。方案的具体实施有一定修改，但整个街区的布局和比例关系还是维持了最早的构想。波茨坦广场的整个建筑计划中，有很多德国本土以及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参与，他们都遵守了当时的总规划对所有建筑师定下的控制线，完成了整个波茨坦广场建设的统一图景。波茨坦广场片区今年将全部完成修建，这个街区的批判性重建，历时二十多年才完成。

　　和中国城市不同的是，在柏林，对城市的重建，我们会进行长期讨论，实际操作则会经历更长时间。我们城市增长的速度没有中国那么快，所以城市增长带来的压力也不如中国那么大，这对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而言是种奢侈，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反思、研究，去讨论各方面不同的可能性，从而得出一个更理性和审慎的结论。

　　在波茨坦广场的规划工作中，还有一个讨论焦点就是各种功能的融合，当时规定所有投资商必须拿出20%的空间作为居住空间使用。当时没人愿意投资住宅项目，但政府坚持必须要修建一定比例的居住空间，以维持街区的多样性和活力。

　　除了对城市功能的控制外，规划局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城市建筑体量的控制。在内城区，建筑师按照历史街区的体量，让所有建筑物都控制在“檐口的高度22米，屋顶的高度30米”之内。建筑师们都维持了当时规划局所限定的建筑体量，但又呈现出不同的流派和特色。这和战前（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街道体量实际上是一致的，但建筑已被逐步替换掉，不再是以前的老建筑了。

　　滕珀尔霍夫机场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机场，但由于它位于城市相当中心的地方，现在已停止使用了。对这个机场的再利用，也有很多不同方案。这个地方现在用作城市公园。在前期讨论方案中，有人提出将整个城市公园重新修建，再次形成一个街区；也有人提出保留中心地带的城市公园，形成环形街区。现在的规划更倾向于保留中心地带的城市公园，也就是之前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的这块区域，在周边重新界定城市边界。

　　现在的城市公园很受市民欢迎，每到周末这里都有很多人。因此重新修建遭到了很多市民的反对，现在双方还僵持不下。对这个项目的讨论已持续了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柏林对城市空间的需求不像中国的城市那么迫切，我们还有大量的城市空地，政府想要发展，但人们想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