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人类社会变迁初探

一、水与治国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水，关乎着民族生存、文明进步、国家强盛，它铸就了一个地方的繁华，也决定过一个王朝的覆灭。

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兴水利，除水害，从古至今都是任何一个国家治国之大事。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不少王朝的更替都与水紧密相连，大禹治水的成功奠定了夏王朝的诞生，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的建立助力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天下。

图1  大禹治水动漫彩绘（来源：互联网）

水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水安全奠定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的农业兴衰都决定于水利的优劣，水利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在保障国家安全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心腹之患，降低洪涝风险，确保粮食安全，百姓安居是一个国家治水的首要任务。水利灌溉是粮食生产的命脉，供水安全的保障，是维护粮食安全的保证。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度，笃定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防洪减灾、蓄水调水的能力。水安全度高，水患风险低，旱季供水充足的国家或者城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粮食安全指数高，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振兴。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水生态修复和水环境保护的推动，能够让河流恢复生命，重现生机，充满活力，能够凝聚更多的人们依水而居、依水而行、依水而乐，促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图2 奠定大秦帝国统一之水利工程—都江堰（来源：互联网）

水可以兴国富民，也可能衰国害民，古今中外，治水乃治国大事，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农耕文明决定了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要。金汁河在内的昆明古六河水利的兴修和治理铸锭了一座春天的城市，一座省城的壮大。

二、水与建城

1、中国的水与城

河流，自古以来都是一座城市的生存之本、文化之源，也是一座城市生命力的灵魂所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选址的礼制，城池一般依水而建，原因有三，一是城市的防守需要水系作为天险之障碍，二是居民的生活需就近取水，三是农田的灌溉离不开充沛的水源。原始社会的部落集中分布于长江黄河流域，夏都登封，商都商丘，西周、秦、西汉、隋唐都城长安，东汉、东周、魏晋都城洛阳，北宋都城开封等封建王朝的国都，均建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三国时期吴国，明朝最初的国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南京。元朝和清朝的国都立于北京，也因城址周边四面环水。巴蜀之地，蜀国择锦江环绕之地立都。江南一带，自古为富庶之地，源于水网密布。西域之高昌、楼兰、龟兹等古国因水兴而旺，水涸而衰。海滨之城上海、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深圳等因靠海而成为近代史上列强争相掠夺之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试点城市。

纵观中国城市建设史，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是国都、商都，还是府城、县城，定城之处必有水系，建城之重必治江河，加之江河必源于山岭之处，故而有了一统天下为一统江山的说法，这也是“江山”一词的重要辞源。

2、昆明水网与城市变迁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古滇文化、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元明清及近代多元文化分别依托于抚仙湖、南盘江、洱海和滇池孕育而生。昆明，高度融合了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壮丽大城，母亲湖滇池及连接其众多河流的变迁带动着这座城市的建设、演变和壮大。

根据昆明建城相关史料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苴兰城依海源河而建，汉代谷昌城依宝象河而生，南诏拓东城以金汁河为护，大理东都鄯阐城、元代中庆路及明清云南府城以盘龙江为绕。元代初期，随着海口河石龙坝开凿，滇池水下泻螳螂川，北岸露出沃野千里，城市居民点逐渐向城市北部区域聚集，时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综合总体地势和水脉源流，治理滇池，兴修水利，疏浚六河，形成以盘龙江为中心，连通多条田间沟壑的庞大水网，滇池北岸万顷良田灌溉水源充沛，居民生活水源充足。历史的印迹证明，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海源河、马料河等六大古河从深山发源，浇灌良田，润泽春城，笃定都市繁华。

图3  昆明母亲湖——滇池（来源：星球研究所公众号）

三、水与生存

1、水与农耕

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主导着以农业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经济，农业经济的命脉就是水。确定农产品收成的核心元素是雨水，令农村人最恐惧的灾害也是和水息息相关的洪灾和旱灾，降雨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对农产品的收成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古代，作为地方官员，能够充分结合地方气候和水文特征，科学制定治水之策，洪涝有效分泄排放，干旱时节，水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业的灌溉，以有效治理一方水土，恩泽一方黎民百姓，他注定会留垂千史。农耕为主导产业的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建，首要目的就是引水灌溉，分水泄洪。以盘龙江为中心的昆明古六河的开挖、治理和疏浚，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田灌溉、人畜饮水和雨季泄洪。在新时代背景下，水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和农作物灌溉用水问题，以此为抓手的技术策略在乡村振兴凸显出独特的作用。

图4  昆明北郊依水而开展的农耕生产

（来源：《龙头一年——抗战时期昆明北郊的农村》）

2、水与聚居

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态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富、土地肥沃的地区。从古代人类生存的痕迹探寻来看，依山傍水之地，总会成为人类聚居之地选择的首选。通过对人类聚落的研究，常年水流不断之地，人口均具有相当的规模，原因有二：一是水源丰富之地，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饮用水源，二是活水不断之地，农业生产和灌溉水源充沛，可确保生存食物的充足补给。除此之外，水量充沛之地，也是动植物栖息的首选。山间溪流，亦是植物茂密之所，动物觅食之地。

在昆明，滇池水域处于高位的远古时期，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之所就环绕滇池周边分布。随着水位的下降，人类生活的聚落随着滇池水位的变化而不断衍生，以六河为主线的聚集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呈点状分布于河道沿岸。六河的水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昆明人，也铸就了一座不足10万人口的府城发展成为850万人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

四、水与交流

1、水与商贸

人类征服海洋之后，打通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世界贸易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中国，连接北京至杭州，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自隋朝开始，便成为联系我国南北地区的漕运通道、盐运通道和贸易通道，是南北商业往来的纽带，开辟了内河作为商业贸易主要通道的先河。

图5  中国古代的经济之脉——京杭大运河（来源：星球研究所公众号）

除了运河以外，曾经的驿道、商道以及丝绸之路的路线选择，都是环绕山脚，行走溪流边，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驿兵、商帮和马帮在行进中需要足够的饮用水源补给，另一方面，驿道、商道以及丝绸之路处于偏僻之处，距村落存在一定的距离，除驿兵可以住宿驿站以外，商帮和马帮经济条件有限，每天均需要结合货物和食物的贮存时间来制定行程计划，且行李马匹较多，不具备寄宿农家和客栈的条件。在路途中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用自带的粮食和炊具靠自己生火做饭，饭食的烹饪自然离不开优质的水源。唐宋时期，拓东城外（今拓东路至金马山一带）形成了对外交通要道，元朝时期，发展为通京大道，明清时期，连通至云南府城东北城郊（今波罗村至金殿一带）。沿着山间河流小溪，连通多条通往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东北的商道、驿道。也许，在现在看来，流淌在山间的溪流是一条很普通的水流，在过去，它们却是商贸往来的生命之源。如今，延续海上丝绸之路，多条水上贸易交通线开辟，中国的水路贸易正在走向全球化、时代化。

图6  依水而行的南方丝绸之路（来源：互联网）

2、水与文化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丰富的水文化。水文化是以水为特征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一种文化形态，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是与水有关的文化，是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形成的文化现象，是文化中以水为轴心构成的文化的集合体。水是万物之源，与万事万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使水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中都有印迹可循。中华文化是水文化的深厚沃土和坚实基础，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位置。

江河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因水而兴、因水而盛。中华民族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与水相伴、相争、相和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华水文化，孕育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的生活因大江大河的流动而绵延，川流不息的水文化，在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并构成人类文明史中光辉璀璨的篇章。

昆明古六河，是昆明城市文明的孕育者、记录者和积淀者。它们流淌了千万年，润泽了万顷良田，哺育了春城大地，凝聚了灿烂文化，缔造了壮丽之都。 以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高度，保护传承昆明古六河文化，能够进一步挖掘昆明城市建设史、变迁史，挖掘水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探寻昆明水系前世今生，延续水历史文脉，对于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高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图7  依滇池及古六河发展壮大的昆明城鸟瞰（来源：星球研究所公众号）